被刺杀后的宋教仁

　　1920年，台湾第一个政治性团体新民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它的参加者都是台湾籍日本留学生。新民会成立后，并不是留学生的林献堂被推举为新民会的会长。林献堂一生不穿和服，不说日语，被公认为是台湾民族运动的领袖。

　　1919年大陆爆发五四运动，民族解放的浪潮不断兴起，这些思潮很快影响到在日本留学的台湾籍学生，新民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新民会成立后进行的主要政治活动，林献堂是这项活动的主要设计者。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由于不断发生的武装抗日浪潮，怎样把新一代台湾人培养成日本化的台湾人就成了殖民者最头疼的问题。正如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所说：“将新领土之民培养成为真正忠义的皇民，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他也承认，要经过两百年的漫长时间，台湾人的汉民族性质也许才会有所变化。

　　为此日本在台湾进行大规模武力镇压的同时，还积极推行愚民政策，台湾的奴化教育首先是从小学开始的。

　　台湾的小学分为不同的类型，日本籍儿童就读的是师资条件好的“小学校”，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条件差的“公学校”及“教育所”等，但由于这些公立学校学费很高，到1908年，公立学校的入学率尚不到 5％，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这些学校都以推广日本语、宣扬日本文化为主。

　　到了1928年，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33年后，才创立了惟一的高等学府----台北帝国大学，这所大学也是为了方便在台湾的日本人上学而设立的，因为到40年代中国学生也只占不到20%。

	当时台湾的学校

　　在帝国大学创立前﹐台湾只有台北医专和师范两所专科学校，台湾学生想进一步深造﹐只能到日本学习农科和医科，但不准报考法律专业，原因是日本人怕台湾同胞用法律手段抵抗他们的专制统治。第四任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认为“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具有高知识水平的台湾人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主张在台湾只进行有限的教育，这也几乎是历届日本台湾总督的共识。

　　正因为台湾同胞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所以才毫无政治地位可言。在日本殖民初期，台湾同胞几乎没有取得公职的机会，到了日本快投降的1944年，表面上看中国人占公务员的55%，事实上这些几乎都是低级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且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

　　1921年2月，林献堂带领新民会的会员到日本议会大厦开始了第一次请愿活动，从此请愿活动一直持续了14年之久。请愿的目的是要求日本设立台湾议会﹐赋予台湾自治的权利。但日本以台湾情况特殊为由，始终也没有给台湾人参政议政的权利。卢沟桥事变前夕，请愿活动被勒令停止。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消息传到台湾的时候，也刺激了岛内的民主运动，为配合东京的新民会，1921年10月，台湾岛内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他的创办者就是在台北开设私人医院的蒋渭水。

	李友邦

　　蒋渭水，18岁考入台北医专，1913年，他曾计划带实验室的霍乱菌去杀害袁世凯。因为这一年，袁世凯谋杀了宋教仁，所以蒋渭水认为只有刺杀了袁世凯才能救中国，最后这项异想天开的计划终因难度太大没有付诸行动。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会员迅速发展到1000多名，几乎囊括了台湾所有的文化精英。 它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新民会互为补充，在岛内启蒙民众，对抗日本人的文化奴役。

　　文化协会成立后，邀请林献堂出任协会总理，蒋渭水等任理事。由于林献堂是新民会和文化协会两个组织的领导，所以这两个组织许多成员的

　　因为是医生出身，在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大会的演讲中，蒋渭水的演讲词就是一副开给台湾的药方，他说：“我诊断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愈的。“为教育民众，台湾文化协会开设了文化讲座、创立了图书馆和私立学校，林献堂还把自己的家腾了出来，连续三年利用暑假举办夏季学校，并邀请台湾知名学者讲课，其中就有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连横原名连雅堂，他认为“国可灭，而史不可灭”，从日本割台的第三年，他用了十年工夫，仿照《史记》的体例，撰写成我国第一部台湾史籍《台湾通史》，迄今为止这套书仍是关于台湾历史的权威著作。

　　文化协会另一项影响巨大的活动是巡回全岛的「文化演讲」，当时演讲的人被称为「辩士」，日本警察每场都在现场监听，遇有「辩士」批判日政当局时，警察就会发出「辩士中止」的命令，阻挠演讲活动的进行。

	梁启超

　　台湾的文化活动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相辅相成，掀起了20世纪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引起了台湾总督府的仇恨，协会成立不久，总督府即下令：凡在日人机构的台籍员工，如果直接或间接与台湾文化协会有联系，或虽无关系却表现同情或接近的言行，必须离职，但文化协会的成员宁可丢掉工作，也没有人因此而退会。

　　1923年2 月，在恫吓无效后，警察开始对协会的骨干分子进行大逮捕﹐理由是他们违反了刚颁布的「治安警察法」﹐扰乱了社会治安。这次事件共有99人被捕﹐有18人被起诉。在法庭上，蒋渭水拒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最后蒋渭水被判监禁四个月﹐当他出狱时，沿街民众自动燃放鞭炮﹐殖民当局不得不派警察驱散欢迎的群众。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总督府害怕台湾人民支持祖国的抗战，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命令，台湾人民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被镇压了下去。

　　在文化协会里，还有一批跑着发传单的小会员，其中李友邦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他参加文化协会时仅有14岁。

	日本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

　　李友邦生于台北。读小学时，他与日本同学发生冲突，日本同学骂他"清国奴"，愤怒的李友邦说："如果这是在中国，你就不敢这样。"日本老师听到后扇了他一巴掌，这个巴掌在李友邦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烙印。李友邦后来曾说，这一巴掌是促使他一生从事台湾光复事业的一个动因。20岁时，李友邦组织同学袭击日本人的派出所时，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连夜从高雄偷渡到上海，在上海，他听说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就又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期。

　　1924年的一天，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演讲，黄埔学子都很激动，但李友邦却打起了瞌睡，不过这次打瞌睡也成了李友邦认识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契机。

　　孙中山先生知道了李友邦的情况后，就非常关心他，他推荐李友邦向留学过日本的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学习国语，从此李友邦就每周一次到廖仲恺先生家中上课。廖仲恺先生是广东人，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李友邦学会了一口粤语腔的国语，在这里，他也接受了廖仲恺“救台湾必须先救中国”的理念。

　　1936年9月，日本第17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上台，这位军人总督的上台，标志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更加黑暗的独裁时期。

　　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的17年间，日本殖民当局以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稳定，就把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9届文职总督；1936年日军策划卢沟桥事变前夕 ，又在台湾恢复军人专政，小林跻造正是在这个时候以海军大将的身份当上了台湾的最高独裁者。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演讲

　　这时候日本占领中国、吞并南洋的野心暴露无遗。台湾扼守太平洋咽喉，为保证台湾的稳固，小林跻造上台后，就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的目的就是要割断台湾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把台湾人迅速改造成为日本的皇民，以适应战时的需要。

　　为推行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被誉为“台湾人唯一口舌”的台湾民报。

　　日本占领台湾后，废除了大部分汉文报纸，台湾民报是仅剩的一份，《台湾民报》的前身是受大陆《新青年》影响、于1923年由新民会在东京创办的《台湾青年》。《台湾民报》是台湾汉文化的代表。

　　1936年 3月，台湾民报社组织考察团回祖国大陆进行考察，考察团游历了厦门、上海等地，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欢迎时，考察团成员林献堂深情致辞说，“林某终于归来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怀念之情，这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不满，台湾“总督府”的报纸辱骂林献堂为“日奸”。日本浪人借机寻事，趁林献堂在台中公园参加集会时，扇了林献堂一巴掌，因林献堂在台湾地位崇高，日本人的目的就是借林献堂来打击台湾的民族运动，这次事件被称为“祖国事件”。

　　小林跻造上台后，民报社又发生了一次“地图事件“，这次事件导致日本殖民者彻底关闭了民报社。

	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

　　1937年元旦，民报准备赠给顾客一份地图作新年礼品。民报的地图是向日本大阪订制的，但印刷厂把朝鲜和中国同用粉红色印出，不与日本同色。在当时，日本已经把中国和朝鲜归入了它的版图，在他们的地图上，朝鲜、中国都印成和日本同样的颜色。这本是日本印刷厂的错误，但日本人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甚至唆使日本浪人要放火烧掉报社。

　　以这事为借口，台湾总督府宣布：1937年4月1日起，一切学校、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同时台湾各报刊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随着民报的停办，台湾完全变成了日文的天下。

　　在停用汉语的同时，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强迫台湾民众使用日语，台湾一些地区甚至规定公共场合不使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到后边去。”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为了显示殖民者的高贵身份，曾严禁台湾人使用日本名字。皇民化化开始后的1940年2月，台湾总督府正式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式姓名，并设立了“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

　　在皇民化时期的台湾，每逢10月27日，在日本警察的监督下，台湾民众都要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因为这一天是日本北白川公能久亲王在台南战死的日子，10月27日也被定为全台的祭拜日。而台湾的中、小学则更繁琐，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的神社急剧增加，台湾一半以上的神社是在1937年至1942年建造的。而中国的寺庙在短短的几年内却几乎被拆完。

　　从1937年开始，日本殖民当局还下令撤销了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下令禁演台湾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禁止汉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日本青年剧、日本军歌等，它们还规定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榻榻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要使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全盘日本化。

	台湾日据时期的神社

　　1941年4月19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夕，一个新的组织在台湾成立，这就是“皇民奉公会”， “皇民奉公会” 有两万名会员，主要负责台湾的征兵及战争动员工作，台湾总督亲自担任总裁，“皇民奉公会”的成立标志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由于台湾人的中华民族情怀，日本一直不敢在台湾征兵，但随着战事的扩大，本岛兵员已经枯竭的日本就不得不征召台湾青年入伍。为了配合这一战略，皇民奉公会在全岛发动了皇民从军运动，从1942年到日本战败，先后“出征”的台湾青年达23万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军人直接被送到了战场，有的作为军夫为战场提供运输等服务。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日军军费剧增，皇民奉公会又提出了“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的口号，在台湾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挨家挨户搜查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就高达1.5亿元，成为日本维持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此台湾实行了战时配给制，皇民奉公会还以增加配给和招收“食堂服务员”的名义，欺骗生活困难的妇女报名，后来她们很多人被迫成为了慰安妇。

　　在太平洋战争中，有3万多名台湾青年死在亚洲各战场，战后日本以他们失去了日本国籍为理由，没对他们作任何补偿。

	台湾文化协会的创办者蒋渭水

　　皇民化运动制造了台湾岛内极其恐怖的气氛，许多台湾同胞无法改变汉民族身份的认同，无法忍受文化的摧残，纷纷偷渡到大陆参加抗日活动，据统计，1937年后，共有1万多名台胞潜回到了大陆，其中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大后方及抗日前线，但也有一部分台胞滞留在了厦门等地。

　　为了统一管理，国民政府把这部分台胞集中在位于福建的北部山区的崇安县作为他们的定居地，主要从事垦荒活动。1９３8年１1月，李友邦来到崇安，他的到来，终于实现了崇安台胞参加抗战的愿望。

　　黄埔军校毕业后，李友邦一直在大陆从事光复台湾的活动。抗战爆发后，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回到了大陆， 李友邦决心组织一支台胞自己的抗日队伍，而台胞的聚集地崇安，就成了他的首选地。

　　崇安的台胞听说李友邦来组织队伍北上抗日，纷纷报名参加。1939年初，首批台胞30多人随李友邦来到浙江，在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其中6个孩子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李友邦任队长兼团长。金华是抗日的前线，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李友邦把义勇队的总部建在了这里。

　　义勇队的台胞中不少人是台北医专毕业的学生，利用自己的特长，他们在金华设立了医疗所，为附近的老百姓看病，他们组织的野战医疗队还经常到前线执行救护任务。

	台湾总督府

　　由于台湾义勇队的队员都会日语，不少人还到部队当日语教官，协助部队搜集日军资料和情报，所以审问日军俘虏也成了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少年团的团员都是些9岁到13岁的娃娃兵，他们主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演出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的。到了1943年，少年团由开始的６人发展到近百人，他们还到浙江、福建等地进行演出，许多人还成了小明星。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金华一线战事紧张，台湾义勇队奉命转进闽西的龙岩，经过3年发展，龙岩时期义勇队已从开始的30多人增加到165人，到1945年离开龙岩时扩大到381人。在龙岩两年多，义勇总队系统举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为收复台湾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李友邦也被国民政府授予了中将军衔。

	新民会成员合影

　　在大陆，许多地方留下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抗日足迹，在华南著名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的巨石之上，至今还镌刻着李友邦留下的两个大字：“复疆”，在全国人民抗战的隆隆炮声中，复疆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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